如果说散文是一株葳蕤多姿的大树，那么，演说辞就是这株大树上韵致独特的分支。
在文学园地里，如果说散文是一株葳蕤多姿的大树，那么，演说辞就是这株大树上韵致独特的分支。
远在古希腊罗马时代，演说辞已呈现出一派繁荣气象。奴隶主民主政治的兴起，剧烈的政治纷争，刺激和推动了演说辞走向昌盛；同时，古希腊罗马文学的全面兴旺和空前辉煌，又为包括演说辞在内的散文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氛围和环境。
在那个时代，修辞学和雄辩术，是作为一门学问，一门艺术，为政治家和文人学士所必修；演说，成为每一个政治家、有修养人士不可或缺的一种文化素质，是他们必须培养和施展的一种才能和本领。演说，在古希腊罗马异常活跃的社会政治生活和文化生活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吕西阿斯、伊索格拉底和狄摩西尼，堪称古希腊三大演说家。他们或以政治演说名闻遐迩，或擅长写作诉讼辞。他们的演说辞风格各异，但共同的特点是思辨力敏锐，结构严密，论述精采，语言准确生动，具有强烈的鼓动性。狄摩西尼传下六十一篇演说辞，其中，《第三篇反腓力辞》，抨击希腊的政敌马其顿国王腓力的恶行劣迹，庄严的风格同抑扬的节奏、和谐的音调，浓烈的情感同精致的文采，相得益彰，被奉为古希腊散文的圭臬。后世西方作家甚至喜欢用“反腓力辞”一词，来指称他们痛斥论敌的演说。
集古罗马演说辞之大成者，当推叱咤风云的政治家、演说家西塞罗。他的演说辞不诉诸理性，而是热情奔放地诉诸公众的感情，以求对听众造成巨大的情感冲击力。他的一百多篇演说辞中，以四篇《控告卡提利那辞》最为出色。西塞罗连续四次在元老院发表演说，慷慨陈词，杨榷古今，揭露密谋篡权的阴谋家卡提利那。这些演说辞以逻辑严谨，论证有力，文辞高雅，音调铿锵，巧妙运用排比、提问和反诘等修辞手段见长，精采绝伦，具有不可抗拒的雄辩力，成为历代政治家必读的流传千古的名篇。
古希腊罗马的演说辞，经过西塞罗的发展，对后世欧美的雄辩和修辞艺术，发生了深远的影响，甚至可以说形成一种独特的文化文学传统。只有读一读一些当代西方政治家、作家的演说辞，便可窥见其一斑了。
二战时期，丘吉尔受命于危难时期，出任英国首相。他思维敏锐，博学多识，又多才多艺，因此，他的演说总有着异常丰厚的底蕴。他就任首相时在议会发表的首次演说《热血、辛劳、眼泪和汗水》，篇幅精当，但大气磅礴，修辞美妙，尤其是那两个精心设计的自问自答，使演说极尽雄辩之能事，赢得了激动人心的成功。这篇演说辞当之无愧地列入西方当代优秀散文之列。
重视修辞学和雄辩的传统在意大利一直延续了下来。每当阅读当代意大利思想家、作家的演说辞，我们都分明瞥见西塞罗的身影，听到他从遥远的古代传来的回声。
1924年5月30日，意大利社会党领袖马泰奥蒂在议会发表《捍卫文明》的演说，控诉执政的法西斯党的种种罪行。马泰奥蒂随即失踪、遇害，史称“马泰奥蒂事件”，为意大利法西斯全面专政的先兆。这篇演说更多地承袭了西塞罗的风格，淋漓尽致地运用比喻、提问、对称、重复、讽刺等修辞手段，义正词严，字字句句掷地有声，堪称声讨法西斯的檄文，也作为意大利当代最著名的演说辞，收入各种文学选本。
比较一下皮兰德娄、蒙塔莱和夸西莫多三位意大利文学大家在诺贝尔文学奖颁奖仪式上的演说，是饶有兴味的。他们无愧为高贵的罗马人的后裔，全都精于修辞，善于演说，但又各有千秋。剧作家皮兰德娄的演说辞，坦陈艺术家的天职，策人警物，言简意赅，透露出哲人的秉性，形而上的思辨。蒙塔莱站在历史的制高点上，洞察现实，叩问灵魂，渗透着对后现代社会中诗歌命运的沉重的反思。夸西莫多的整篇演说辞，清远秀实，笔有藏锋，既有发乎情的诗意，又有诉于理的反省。而蒙塔莱和夸西莫多的共同点，则都是以诗人的气质，诗人的灵性，诗的语言，对诗歌的使命和价值作深邃的探究；他们和皮兰德娄一样，都力求把思想表达的准确性和形式的完美性结合起来，处处闪烁着激情和睿智，因而饱含着极大的思想张力和艺术感染力。
演说辞，是人类文化发展的历史进程中积淀下来的一份珍贵财富。演说，或者包括报告、发言，是人际交流和沟通的一种重要手段，鲜明地体现着一个人的素质、学识、才能和个性。作为一个现代人，无论是政治家、学者、诗人，乃至媒体主持人、文体明星，都不妨效法古人，把修辞和演说作为一门学问，多少研修一番，这对人际交流和沟通，对完善自我的内在气氛与外在形象，大有裨益，恐怕也会给人们的生活增添一份智慧与激情交融的情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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